周公“制礼作乐”：中华德治的奠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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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在经历了漫长的传说时代（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之后，进入历史时代，最初是历时约500年的夏朝，末代夏王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于是汤兴师伐桀，建立了历时约600年的商朝。殷商经济发达，处于中国青铜时代的鼎盛期，而其文化传统却是迷信鬼神，《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末代商王纣“淫乱不止”，“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公元前1046年，武王克商，建立了历时约800年的周朝。
牧野之战后，以武王、周公、召公为代表的政治精英，总结夏、商两朝亡国的教训，提出了“德治”的执政理念，作为制度保障，又“制礼作乐”，使中国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发展之路。
周人认为，夏、殷两朝都曾“服天命惟有历年”，长期承受天命，享有漫长的国祚，为何“不其延”，都走向了灭亡？原因无他，“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对道德没有敬意，故昏庸腐败，暴虐无道。召公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希望成王得到小民拥戴，永远享有天命，“不可不敬德”。
周人相信民意一定能上达天听，天对下界的了解来自民的所见所闻，“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的意志与民的意志完全一致，所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周人将民意提升到与天意同等重要的位置，由此确立了“民惟邦本”与“德治”的理念。
周人认为道德最能感动神明，“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将道德视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压舱石”，希冀作为执政的精神资源，永远流传。
武王伐纣，除暴安良，解救万民于倒悬，他们抚恤受到纣王迫害的殷商贵族，广施恩泽于天下，释放囚犯，将纣王掠夺的粮食与钱财发放给民众，褒封神农、黄帝、尧、舜、禹之后，以示德政，并且“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立誓放弃暴力，告别战争，其意义非同一般。
对此，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予以高度评价，认为“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其终极目标是，“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达到天下大治。毋庸置疑，这是思想领域里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两千年的德治思想由此奠定。
周人之“德”，意境高尚，遗憾的是，它仅仅是抽象的范畴，由于不具备操作性，无法直接运用于现实生活。这一问题若不解决，就有可能流为凌虚蹈空、无补于事的空谈。有鉴于此，周公起而“制礼作乐”，将道德理念转换成政府的典章制度与举国上下的行为规范，使之能真正落实到每个人身上，贯彻到社会的所有层面。
仁与礼是表里关系。儒家所谓道德，可细分为很多德目，但以“仁”为总目。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核心，“仁者，爱人”，人是有爱心的动物，宋儒形象地将它比作花生、核桃等的“仁”。没有了仁，花生、核桃就失去了生命，成为无用的躯壳。人亦是如此，不仁，则谓之非人。
人有喜怒哀乐，在婚丧嫁娶等不同事件面前，如何正确表达内心的情感，做到“发而皆中节”，并非易事。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礼就是因应这类社会需要而出现的，所以，古人说：“礼缘情而作。”
许多人提到礼乐，满脑子就是仪式或者玉帛之类的礼器，钟鼓之类的乐器，这完全是误读，当年孔子就反诘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仁在人的内心。内心有仁之人，外在的仪式才有意义，才能称为礼、乐。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可谓一语中的。
德音之谓乐
音乐是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但凡一个民族的文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便会出现音乐生活。就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而言，音乐的主要功能是娱乐，自娱、群娱，或者是娱神。而中国的先哲赋予音乐以教化功能，不仅将它与修身养性、引导社会走向和谐紧密连为一体，而且详密地论述了音乐的起源、功能等，创建了独树一帜的东方音乐理论。
《礼记·乐记》中说：“德音之谓乐。”意即能体现道德教化的音，方能称之为乐。
中国古人将今人所说的“音乐”，拆分为由低到高的三个层次，分别称之为声、音、乐。其中“乐”是最高层次，具有道德教化的功能。
早在上古时代，我国就涌现出不少纯正而高雅的乐曲。相传，舜治理天下有方，万民赞美，《韶》就是民众歌颂舜的乐章。孔子的音乐修养很高，他在齐国听到《韶》乐，感觉尽善尽美，因而深深陶醉其中，居然三个月都吃不出肉的美味。他感慨地说：“想不到《韶》乐感人至深，能达到如此境界。”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
成文，谓之音。”《礼记·乐记》这样说声、音的缘起。意思是说：但凡音，都是由人心而生的。人的喜怒哀乐之情感动于内心，所以会通过发声表达于外。声经过文饰，就称之为音。
儒家音乐理论中的“声”，包括人声在内的自然界的所有声响。声没有节奏、旋律，没有审美情趣，层次最低。音，相当于今人所说的音乐，是人用七声音阶，以及旋律、调门等文化元素创作而成的曲子，其所表达的情感远比单纯的“声”来得生动与深刻。但是，音的范围太大，良莠不齐，对人的影响也各不相同，故儒家区别对待，将其中能体现道德教化的部分称为“乐”。
“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礼记·乐记》认为，连声都不懂的人，是没法与他谈音的。连音都不懂的人，是没法与他谈乐的。懂得乐的人，就非常接近礼了。
声、音、乐三分，是儒家音乐理论的基础。禽兽知其声，而不知五音之和变；众庶知歌曲之音，而不知乐之大理；唯有君子为能知乐。故声、音、乐三者，也是区别禽兽、众庶、君子的标尺。古人认为音乐与伦理相通，听乐而知为政之得失，故能正君臣、民事、庶物之礼。
孔子学琴的故事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传说孔子向鲁国的师襄子学习弹琴。师襄子教了一首曲子，孔子每日弹奏，已经过了十天，依然没有厌倦。师襄子说：“可以学习新的内容了。”孔子说：“曲子，我已熟悉，但演奏的技巧还不够。”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说：“你的演奏已经很熟练，继续往下学吧。”孔子说：“可是我还没有领会曲子的志趣。”又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说：“曲子的志趣你已明了，再继续往下学吧。”孔子说：“曲子这么好，我还没悟出作者是谁。”于是，孔子沉潜往复，涵泳其中，似乎看见了一位穆然深思、内心怡然、高望而有远志的人，终于豁然开朗，说：“我知道乐曲的作者是谁了，他肤色黝黑，体形颀长，目光深邃，远望深思，正领导着四方之国。除了周文王，还有谁能作出这首乐曲！”师襄子听了，连忙离开座席，对孔子拜了又拜，说：“太对了！我当年学琴的时候，老师曾告诉我，这乐曲就叫《文王操》。”
“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君子动其本，乐其象，然后治其饰。”（《礼记·乐记》）这说的是乐与声之间的本末关系。
乐，由心动而生。声，是乐的形象。文采节奏是声的装饰，使之有美感。君子以心之动为本，按照乐之声，然后饰之以文采节奏。
心动而表现于声，声成而成为乐，所以说乐由心动而成。乐本无体，由声而现，所以说声是乐的形象。声本素朴，无曲折，缺乏表现力，所以用文采节奏装饰之，使之具有审美价值。
乐者天地之和
在中国文化中，上古帝王特别重视各地自发产生的音乐，定期到各地“采风”，挑选内容纯正、风格高雅、节奏明快，能给人以道德启示的乐曲，予以记录，带回京师，通过行政体系予以推广，因为它可以使人心性和谐，使人翩翩然有君子风范，又是移风易俗的最佳方式。
音乐能体现政治是否清明。所以先审识其声可以知音，先审识其音可以知乐，先审识其乐可以知政，这样治理国家的道理也就具备了。
乐由音、声相生，声感善恶而起。若能审乐，则知善恶之理，行善不行恶，习是不习非，则知为政化民。政善乐和，音声皆善，社会安宁，则治道大备。
《礼记·乐记》又说：“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意即礼乐之教，旨在正人道。
由此可见，礼乐的核心作用不是娱乐，而是教育民众走正道。
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礼记·乐记》
这说的是，乐通达之处则怨恨消失，礼通行之处则争斗消失。能做到揖让而天下治的，说的是礼乐啊。
乐主和，乐行，故民众无怨。礼主谦敬，礼行，故民众不争。无怨无争，则君上可揖让垂拱，其功皆在于礼乐。
《礼记·乐记》还认为，天地、阴阳、四时、日月相和，则百物化生。乐和人心，就好比天地之和万物。地气上升至天，天气下降向地，阴阳二气相互摩擦，天地之气互相激荡，再以雷霆鼓动，风雨奋厉，生命随四时生长，而以日月温暖之，如此则万物化生。如此，则乐效法的正是天地之和气。
古人讲究“天人合一”，人类社会生成的道理与宇宙万物滋生的道理完全一致，天地阴阳之气化生万物，而礼乐的交互影响可以孕育和谐社会。
（作者：彭林摘编自《礼乐中国》，彭林/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