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乡村教育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奠基性工程。近年来，党和国家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支持乡村教育振兴，在推动教育深度融入乡村新发展中收到了可观成效。但从根本上扭转乡村教育问题仍需要一定时间，也需要动员更多社会要素参与，以此规避教育振兴规划落实进入平台期甚至是瓶颈期的风险。地方高师院校为基础教育发展提供了智力和人才支持，常被喻为某一区域教师的“摇篮”，是乡村教育振兴中不容忽视的关键性要素。作为乡村教育振兴的发动机和助推器，地方高师院校应在政策条件下找准自身定位，积极拓展服务乡村教育振兴的功能。

根据区域需求加快“新师范”建设

教师是乡村教育振兴的关键。地方高师院校要在已有“一体化”教师教育体系中，重点融入新时代师范精神和教育情怀，从供给侧解决乡村师资的数量和质量问题。针对在校生，“新师范”建设应在日常教育中调整专业培养思路，优化培养方案、完善课程体系，创新教学方法、强化实践训练，着力培养乡村及其教育现代化发展所需要的“厚基础、宽口径”复合应用型新教师。针对乡村在职教师，应以国培等项目为平台，在提高其素养和技能的同时，帮助其形成能够满足当地家长和学生教育诉求的独特智慧。教育智慧渗透在乡村生活和事务中，可以改变教师“旁观者”的状态，重塑乡村对其身份符号的认同，进而确立起“新乡贤”的良好社会形象。

承担地方教育发展“智库”角色

乡村及其教育振兴与师范教育有着不解之缘，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人的乡村运动中已见一斑。历史“基因”和21世纪教师教育变革共同为当下新命题奠定了基础。地方高师院校作为扎根区域发展的教育类“智库”，应立足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视角，一方面，将乡村教育相关要素和资源作为研究的创新动力和源泉；另一方面，将乡村场域作为研究成果转化的主战场。就其内部而言，不仅要整合师范性和学术性，还要实现与教师教育相关联学科和专业的交叉融合，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乡村教育研究；就其外部而言，通过资源的社会嵌入路径，打破地方政府、乡村、社会组织之间的隐形围墙，促使它们构成一个联动系统，并尽可能多地动员系统中的要素参与乡村振兴行动。地方高师院校应以“智库”研究为中介，切实帮助乡村基础教育提质增效。

构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的通路

文化具有教化意义，教育是对文化的扬弃与传承。地方高师院校可以沿着两条路径助力缓解乡村现代化转型中面临的文化冲突：一是将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纳入学科知识体系传授给高师生，特别是公费师范生和“硕师计划”定向培养的学生等，以情境中的思想与方法指导他们熟练掌握和运用乡村教育资源来全面育人。随着越来越多高师生的“下沉”，新文化会逐渐融入到乡村既有的文化体系之中。二是地方高师院校要把服务乡村及其教育纳入整体发展计划，在“三下乡”等活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健全相关组织，设立专项行动方案，鼓励师生组建团队，采取帮扶结对、下乡挂职等方式深度参与乡村教育和文化的改进。尽管方式不同，但两条路径归根结底都要通过“育人”来实现，大教育观就意味着要从文化的新生长点发掘地方高师院校的更多职能。

改变公众对乡村教育的刻板印象

受到城乡二元体制的长期影响，“落后”成为乡村教育的标签。地方高师院校要致力于扭转这一认知，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出发：借鉴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开展乡村教育的经验，与乡村合作，收集和整理乡土文学、民风史实以及地理风物等素材，编制乡土课本、开发乡土课程，并将其中比较成功的教育成果适度向外推广。抓住现实中物质资源积累和制度政策倾斜的机遇，帮助区域内基础教育凝练特色，提升品质。尤其是对涌现出的服务乡村教育的先进团队和典型个人要予以荣誉评定和绩效奖励，并借助学校的宣传机关和社会媒介进行推广宣传。其目的是在改造公众认知的同时增强乡村教育自信，营造全社会关注和尊重乡村教育和师范教育的良好风尚，使乡村振兴成为公众心中真正具有吸引力的事业。

（作者孙芳系哈尔滨师范大学副教授，韩春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本文系2022年度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22EDE391]阶段性研究成果）

标签：